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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家方成辞世 年近百岁仍坚持终日伏案不放假
华夏经纬网   2018-09-05 09: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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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幽默  

  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幽默结束了。

  8月22日,漫画家方成在北京友谊医院去世。他被誉为中国漫画界的常青树,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栏目采访过他,称他是“一面时代的多棱镜,一把社会的解剖刀”。

  出生于1918年的他,有过很多名头,但他自己最常提及的,还是“一个幽默的老头”。别人称呼他国宝,他回答“我与大熊猫同级”。有人颂扬他“著作等身”,他说“我可没有那么矮”。曾跟他学画的《工人日报》高级编辑徐进说,他的离去,让“人间少了幽默,天堂多了笑声”。

  他画过两万多幅漫画,大多用传统人物和民间谚语针砭时弊,大至两国交战,小至社会现象,总能让人会心一笑。可近些年,这个逐渐消失在公众视野中的老头开始抱怨没有编辑向他约稿,也承认“时过境迁”,如今的年轻人不爱看讽刺漫画了。

  他和丁聪、华君武并称“中国漫画界三老”。2009年丁聪去世,一年后,华君武走了。如今,这棵“常青树”也凋零了。

  方成去世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没激起多少水花,一位网友在新闻下留言:“很遗憾用这样的方式认识你。”

  本名孙顺潮的他平生第一幅漫画,创作于1935年12月9日。那时“七七事变”刚结束不久,北京掀起一次接一次的抗日救国请愿运动。警察手执大刀、木棍和水龙头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当时就读于北京弘达中学的方成找来几册《上海漫画》杂志参考,一口气画出了好几张宣传画。贴在校门口的一张,画的是一把血淋淋的大刀,刀口沾满了血,大滴鲜红的血滴下,画旁写了这样一行字:“中国人的刀,哪国人的血?”

  这个自称懦弱胆小、不关心政治的漫画家,第一次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了时代的洪流中。

  在武汉读大学时,他在学校壁报上画。日本战败投降后,他在上海的《观察》杂志上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又辗转从香港回到北京,继续画。

  在宿舍捉臭虫、打老鼠是他的漫画题材,国民党政府腐败也被他寥寥几笔刻在画纸上。躲空袭钻防空洞的时候,他都不忘随身携带漫画手稿。

  上个世纪60年代,他在《人民日报》国际部上前夜班,每天晚上9点开编前会定好选题,他立即回办公室开始创作构思,午夜画成,送审通过后立即制版,次日见报。3个小时画一幅漫画,时间刻不容缓,有时午夜犯困,精力不足,他必须用冷水浇一下头,才能继续想下去

  抗美援朝时期看重政治漫画,范长江晚上开车把方成、钟灵、丁聪、张光宇几个人接来,先讲形势,讲完了就让他们当场作画。旁边的朝鲜大使还一个劲儿地出主意,非让他把美国人画得“凶一点,再凶一点”。

  方成觉得,他的幽默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他曾和钟灵合作画《两个大耳光》,讽刺美国时任国务卿艾奇逊虐待志愿军战俘,说话不算话,自己打自己嘴巴。艾奇逊和杜鲁门脸上的巴掌印是方成和钟灵亲自“打”上去的,方成手大一些,钟灵手小。

  用他自己的话说,幽默的根子出自人天性中的“爱玩儿”。有的话不能直接说,又憋不住,就想办法转弯抹角地说出来。湖南文艺出版社高级编辑欧阳强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不管什么事,方成从来不会生气、不满、跟别人拌嘴,到哪里他都带来笑声。到晚年有些耳背,他索性宣称,别人说什么,“好的都听见了,坏话一个字都听不见”。

  慢慢地,幽默就像刻进了方成的骨子里。患膀胱癌做手术,他偷偷藏了个馒头在被子下面,打算饿了“垫巴垫巴”。深圳作家侯军去探望他,他在电话里压低声音叮嘱“带点肉来”,像地下工作者在接头,“猪肉牛肉羊肉,酱排骨酱肘子,甭管啥肉,拿来就行!”作家李辉开玩笑,说吃红烧肉的人都高寿,方成、丁聪、巴金、黄苗子都是如此。

  这种平和委婉,是方成独有的“方式幽默”。1991年到长沙岳麓山,住在山北的枫林宾馆,湘妹子服务员说话很快,音调又高,方成听不懂,又不直接说,就对“翻译”欧阳强说,湖南女孩说话好听,像唱歌,很悦耳,只可惜听不懂词,小姑娘在一旁“乐开了花”。

  退休后很长时间,他都蜗居在人民日报社分配的宿舍里。工作台只是一张不到一平方米的折叠小桌,桌上堆着文具和资料。作画时他得先把东西移开,腾出一块“平地”,才放得下一张纸。

  除了厨房、过道和洗手间,宿舍只剩35平方米,满床满地都是书。十几个大书柜里,所有画稿整整齐齐地装进袋子里,标上年代,用字母编号,搬到哪里都不能丢。画室、饭厅和会客厅是同一个地方,他在墙上贴了一张小字条,写了“多功能厅”4个字。他请过“碟仙”,“碟仙”说他5年内搬不了家,他干脆利落地扔掉沙发,又添了3只大书柜。

  这间被书和画册挤得几乎没地方下脚的斗室,来过人民日报社的舒展、蓝翎、姜德明、王若水,也接待过荒芜、邵燕祥、吴祖光、牧惠这样的文化名流,很多外地年轻人在这里落过脚。

  方成是文化圈里公认的“老大哥”,为人谦和,没有架子,又能在做菜之余见缝插针地陪客人喝酒聊天。侯宝林把他用豆制品和淡菜炖的猪肉命名为“方家菜”,挪威奥斯陆大学的教授何莫邪把一盆清炖羊肉吃得一点不剩。

  没有客人来,他就自己下厨煮挂面,最常配的是鸡蛋炒西红柿。

  他不讲究吃穿。年纪越大,他越“信老天爷教”,相信命运早已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他大学在武汉大学读化工专业,却歪打正着做了“画工”。有人问他为什么改行,他回答“是老天爷定的,由不得我”。

  1986年从人民日报社离休后,方成的生活比以前更加忙碌。

  报纸期刊约稿不断,同事、亲友、不相识的收藏家纷纷来求画,就连卖文房四宝的小贩都像是“串通好了”,都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朋友打电话来,习惯性地问,“你忙什么呢?”方成总回答:“玩命呐!”

  为了节省时间,他抽烟从每天20支减少到了四五支,电视很久没看,家附近的公园一次也没去游过。虽然日夜操劳,可有情趣的工作让他不觉得苦累,高兴了还唱几句。

  方成身体好,50多岁扛得起180斤的大米,年过花甲还跟华君武掰手腕,84岁能跑步追上公共汽车。有记者问他养生秘诀,他用一首打油诗回应:“生活一向很平常,骑车画画写文章。养生就靠一个字——忙。”

  他骑着一辆年近半百、又脏又破的自行车去报社取邮件,去邮局取稿费,假日外出拍照,从东三环路到西三环路拜访丁聪,路上得一个多小时,“反正慢慢骑,可以多看看”。

  号称“五星级酒店标准”的新家客厅里,挂着方成86岁时推着这辆自行车的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您瞧,我也有辆‘专车’!”他还创作过好几幅骑车的自画像,样子优哉游哉,得意洋洋地自诩“上车就有座”,而且无需等车,没有误点之说。

  他80岁学会用电脑,90岁开始写打油诗, 92岁当上了广州亚运会火炬手,98岁为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成立30周年题写了横幅。年近百岁,他还坚持终日伏案,“从鸡叫忙到半夜鬼叫”,从不给自己放一天假。他在自述中说,“文化大革命”夺去了他10年的宝贵时间,他想“尽力省回来”。

  徐进记忆中的老师,在“文革”下“牛棚”时一样乐天派。他鼓励学生多读书,带领他们爬山、骑自行车锻炼身体。但方成自己知道,那是极其苦闷的10年。以往性情开朗、爱说爱唱的妻子变得沉闷不堪,他自己则闷着头整日写检查,“已被压成任人宰割的动物,和文明世界是不相干的”。

  没有画画的那10年,他收获的唯一好处,是从此“敢于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分辨是非”。

  下放结束后回到报社时,《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许多歌颂“大跃进”的漫画,画出的猪如象大,花生壳可以当小船。方成不在北京,没赶上去画,倒是赶上了批判“大跃进”的那一拨。

  1979年,方成到北京参加第四次中华全国文学澳门威尼斯人网站工作者代表大会,从邓小平的祝辞中得知允许画国内题材的漫画了,他立即请假创作了一批讽刺画,于次年8月在中国美术馆办了中国首次个人全国漫画展览。

  为铁拐李画像,他别开生面地标上“神仙也有缺残”。《不要叫“老爷”》讽刺有些“公仆”满脑子封建官本位思想,《老教授卖鸡蛋》则影射“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社会思潮。最出名的一幅是《武大郎开店》,讽刺武大郎嫉贤妒能,比他高的都不用。这幅漫画后来被编成广东戏、河北梆子剧演出,方成美滋滋地从天津电台广播上录了音,收藏起来,这是他特意“回敬”当初给他穿小鞋、“整”他的人的。

  他对过去仍然耿耿于怀,时常愧疚没能帮助亲友“亏了心”,又认定妻子后来因心脏病去世是因为那几年“伤了心”。

  “传说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用泥捏出来的。我没见过上帝,但确实看到,也实在感觉到我接近的那些人,个个都把我当成一团泥,用手使劲捏,想把我捏成和他们一样。我用镜子照照,果然,他们并没有白费劲。”他在自传中写道。

  可谁也无法把他捏得和别人一模一样。人到晚年,他的状态越来越松弛和包容,可骨头还是硬的。“泥是越捏越吃力的,因为渐渐失去水变硬了。我看,人大概也一样。”

  时间仿佛一双无形的手,在他身上留下越来越多痕迹。

  近两年,方成的身体渐不如从前健朗,稀疏的白发覆盖不住瘦得突兀的额头,自行车也换成了轮椅,碰见人还是热情地打招呼,只是时常喊错名字。有一次在电梯里偶遇常来往的好友兼邻居李辉,他想了又想还是没能叫出对方的名字,只说“我知道,两个字”。他频频梦到早逝的妻子陈今言,醒来忍不住感慨,“她倒好,老是那么年轻,我却老成这个样子,怕是都不认识了”。

  给他打电话,他耳朵有点背,听不清话又不直说,就自个儿嘟囔:“唉,我就不愿意当老头儿,他们非让我当不可!等着,我给你拿耳朵去。”话筒那头的人一听就乐了,知道他去拿助听器了。

  暮年悄无声息地降临在这个不服老的老头儿身上,漫画的黄金时代也悄然逝去。

  沉下心来画漫画的人日益稀少,各大报刊也相继砍掉了漫画版。方成总结了一条规律——“生产不断发展,稿费依次不断削减”。

  上世纪50年代最“阔气”的时候,一幅漫画稿费20元,够他一个月的伙食费。小饭馆一碟红烧肉不过五角钱,在东安市场的西餐厅点两菜一汤1.7元,20元足够他请一两桌客人大快朵颐。到2000年左右,一幅画稿费100元或150元,就只够请一位客人了。欧阳强来拜访他,手头紧张或懒得出门时,煮碗“方家面”俩人就能对付一顿。

  他不再画画,一头扑进了新的课题,做关于“幽默”的理论研究,平均每年出两本书。最有影响力的一本是《方成谈漫画澳门威尼斯人网站》,中国图书界最高的三大奖项,它拿了两项,“填补了中国漫画史上的空白”。

  “中国漫画界最大的官儿”华君武说,他画漫画只知其然,方成是“知其所以然”。

  他费尽心思琢磨如何引起读者、特别是书店老板的兴趣,可书店老板似乎只对歌星、影星和主持人感兴趣。出版了这么多书,但他逛了许多书店几乎没看见过一本。但他还打算继续忙下去,“大概人想做什么事,上了瘾就没法脱身的”。

  上次过生日,他用新学会的瓷板画画了一个大肚弥勒佛,题字“放下便是”,署名“百岁方成”。一年后,这个笑着走过一生风浪的老人,静静陷入了沉睡。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高珮莙

来源:中国青年报

转自中新网

 

 

责任编辑:虞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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